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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浅邦弘 | 楚王故事与教诫书

保马2018-07-16 06:33:05

 编者按 

《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中国讽谏、教谕之传统历来为世所推重,日本学者汤浅邦弘在其著作《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中对上博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庄王既成》、《昭王毁室》、《平王与王子木》等记载楚王故事的系列文献进行了考察,指出诸篇或为以记叙历史故事所成的,对楚的王权进行教诫之书。其书发微抉隐,论述精到,保马特节选以飨读者。本文选自该书第二部分第六章《教书诫〈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意义》(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月),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授权“保马”推送!


作者:汤浅邦弘


《君人者何必安哉》(以下简称为《君人者》)的文献性质,应当如何理解?笔者曾对《庄王既成》、《昭王毁室》、《平王与王子木》等记载楚王故事的系列文献进行了考察,作为结论指出,诸篇或为对楚的王权进行教诫之书。这些楚王故事,是为了楚王权的安定与繁荣,而以为政者为读者编写积累而成的。而《君人者》在大致的框架上也具有这种性质。《君人者》这篇文献,通过范乘谏言的形式,批评了昭王的性情,阐述了对于国家安定与繁荣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篇与此前所考察的楚王故事略有不同。首先,该篇结构极为简单。在《庄王既成》、《昭王毁室》等其他的楚王故事中,均记载了来回数次的君臣问答,并记载了闻听臣下言语之后,楚王作何反应。但在《君人者》中,君臣的问答仅一次,且对于听闻范乘谏言后昭王如何反应,毫无记载。因为在第九简末尾附有墨节,所以下文漏写昭王反应部分的可能性极低,将其作为一篇完整的对话应该大致不差。如此则可以说,该文献与此前所讨论的楚王故事的叙事形式稍稍有别。



在此试推测一下,在听闻如此谏言的昭王以及阅读该文献的读者(楚国为政者),之后会有何等感受?推测未有明确记载之事,自然并无确证,但对于如此谏言,其感受可谓五味杂陈吧。

首先,为了国家的安稳存续,为了人民的精神安定,君主不应当拘泥于个人性情,这一谏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效果。虽说只是稍稍“去耳目之欲”,但时常致使君主身处险境。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君主个人的感情或性情。这一主张,对于昭王以及其后的为政者应该也能够接受。而且,范乘对昭王,并非失礼而当面辱骂,而是先将昭王的睿智喻为“白玉”大加赞赏,之后才开始进谏。正所谓“白玉微瑕”。这一进谏方法易于为王所接受。


但在谏言的最后,作为人君而不能安泰之例,范乘列举了桀、纣、幽、厉,以及灵王之死等。列举上述事例对于昭王究竟是否有效?对桀、纣、幽、厉的历史评价,乃是残酷非道之王的典型。与被评价为“尽去耳目之欲”的昭王正好相反,这些暴君极尽欲望而暴施残虐,终于导致亡国。而楚灵王虽然并未导致亡国,但正如后世司马迁所说的,“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史记·楚世家》),也是受到酷评的君主。


如此一来,进谏昭王所引的事例,是否稍欠妥当?本来,此处所引的事例应当与昭王的状况相同,列举因“尽去耳目之欲”,结果导致身死的王才最为合适。但正因并无此类合适的事例,才列举了无法确保己身安泰而结局悲惨的诸王。


总之,《君人者》中老臣范乘向楚昭王进谏的这一内容,大体可以纳入此前所考察的楚王故事的范畴。


下文中将对包括《君人者》在内的已知的楚王故事作一概括。首先,若以文中所见楚王的时代顺序排列相关文献,则次序如下: 庄王时期的《庄王既成》,灵王时期的《申公臣灵王》,平王时期的《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昭王时期的《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月+隼)》及《君人者》,简王时期的《柬大王泊旱》。由此可见,从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至简王(公元前431—前408年在位)之间的楚国历代君王的相关故事被长期记述积累下来。且各篇均对楚的王权起着教诫书的作用,其具体的读者,可以说是设想为王或太子。


关于此类作为教诫书的故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教授指出,其为《国语·楚语上》所引“语”类文献(陈伟: 《〈昭王毁室〉等三篇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文即楚的贤人申叔时对楚王论述关于太子教育的内容。共有九项因而总称为“九科”,均作为教诫太子的重要手段,受到重视。

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此处“语”之用为“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但韦昭注则认为“语”为“治国之善语”,即定义为治理国家的名言。若此定义无误,则上博楚简中的楚王故事是否都可以视为“语”,则令人颇感踌躇。因为其中也有如《平王问郑寿》和《平王与王子木》等明确描写了作为反面教材的楚王的文献。而且,《君人者》虽然并未以激烈言辞进行批判,但明显可见其对昭王的性情进行了批判。


可资教训者并非仅限于“善语”。因为人们对于失败事例会进行深刻反省,当作极大的教训。成功事例当然可以作为教训,但由于成功之后的满足感,人们并不会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唯有失败,才能引起何以至此的深刻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即便上述楚王故事并非皆为“善语”,也明显具有教诫书的意义。


总之,可以明确得知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将切身的历史以故事的形式记述积累下来,并将其尊为教诫之书。而作为其读者的王或太子,也从中修得了帝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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