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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本“变形兜”研究

我们的论文2018-11-09 11:51:45



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年或1615年),日本各地大名势力互相争斗,但即使当时的战乱情况下,日本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却依然从各种渠道得到宣泄,通过自身民族美术特质得到表现。当时掌有权的武家大名、武士阶级,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从各方面推动或影响了自身欣赏的艺术活动,可谓艺术潮流的代表。其中,作为武士作战时贴身的铠甲,充满了个人的艺术审美、精神追求。铠甲的头盔部分------“兜”,更是全套铠甲最能突出的部分。这种精神世界的外在投影成为一种流行一直延续至江户时代,甚至现代也以日本为大本营向世界输送这种艺术影响。在文化踊跃现代化创新和全球化的当下,应当注意文化传承解读是否产生了歧义。因为,这将会对精神层面的解读产生本义的误区。


本文综述变形兜的分类,分析各种类的特征、部分变形兜外形的来源,结合研究分析各种变形兜体现的,其时武士阶级代表的精神潮流。


【关键词】变形兜;日本战国;江户时代




变形兜的魅力


日本战国中后期,日本战争中出现了各种以大名、武将自身个性审美、精神追求为目的的甲胄,尤其是各种変わり兜(以下称变形兜),其直接原因何在?1543年,葡萄牙商船在台风中漂流至日本种子岛,从此以后枪炮逐渐开始在日本战国时代战争中使用。这种战争形态的改变,使得武士近身肉搏逐渐转化为双方士兵足轻火枪对射。武将、大名近身对抗机会大大减少,上级指挥者处于本阵机会更多,对灵活性、机动性的要求有一定程度下降,所以在自身护具的样式上有更多发挥的可能性。护具中最能突出个性审美、精神追求的首当其冲便是头戴之物——变形兜。


变形兜对欣赏者的魅力在于,在沉重的战争话题中,能非常直接地获得美感,转瞬又产生精神上的审视。相比现代武器防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防具更具仪式感——概括即是将生死依托于外物。特别地,其中日本冷兵器转型热兵器的时期,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期,日本的武器防具产生了兼具精神特色和装饰性的、严肃与谐趣的艺术感。


日本甲胄按出现时间可分为:短甲、挂甲、铠、腹当、腹卷、胴丸、当世具足。兜则是日本头部护具的名称。对应中文里,是甲胄中的胄部分。在日本甲胄历史里,兜既是与身体的甲部分统一使用也有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所谈论的变形兜,是日本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头部防具装饰形态。变形兜是兜衍生出来的一种兜的形态,初期是各种不同制式兜的一种,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期逐渐成为兜的主流。


前人研究


关于日本甲胄的起源,日本埴轮武士俑的盔甲研究与中国甲胄的研究是中日学界历来的着力点,但不是本文讨论重点。然平安时代以降,日本甲胄受中国隋唐影响程度极深,是中日学界早有共识,中日学者都有对中日甲胄交叉对比的先例。因此对于本文的变形兜研究,很有必要提及中国前人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的古代兵器甲胄的相关研究文献,有周纬之《中国兵器史稿》成稿于1945年。白荣金、钟少异之《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1]此二著作对了解中国古代兵器甲胄可提供一个背景资料的认识理解。而杨泓则在研究中国古代甲胄的同时,对古代中国以及日本古坟时代甲胄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研究。其著有《中国的古代甲胄(上下续论)》《古兵札记三题》《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


日本甲胄研究由于实物保存相对良好、甲胄匠人仍然相对活跃,有着先天优势。笹間良彦著有《日本甲胄大図鉴》《日本的铠甲武器事典》。[2]


伊澤昭二著有《小田原の甲冑》《図説·戦国甲冑集I、II、决定版》。[3]


橋本麻里著有《変り兜―戦国のCOOL DESIGN》。[4]


须藤茂树之《変わり兜と戦国武将-その歴史と魅力》则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变形兜作了一番阐述。其另有相关著作《战国武将变形兜图鉴》(新人物往来社)2010年。[5]


小和田哲男主编·竹村雅夫编著《历史群像连续特别编辑 图说·战国的实战头盔》,小和田哲男主编《战国武将変わり兜》。[6]


高桥修主编《历史群像连续特别编辑 图说·战国会战屏风图》。[7]


米原正义著《战国武士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战国武士和茶》,米原正义编《别册历史读本 战国150年新闻》。[8]


图录有《奇特的设计 变形兜与披风》《武士的祈祷—从武器看神佛》《变形兜 战国的异想天开》《婆裟罗们的武装—穿越战国武将们的铠甲和刀剑—》。[9]


其中,笹間良彦对日本甲胄分类学研究最为详尽,在其著《日本甲胄大図鉴》中归纳日本甲胄作为防具有实用质朴的性质、除此之外也是武士精神和个人正义的体现。笹間良彦还将日本茶道哲学“一期一会”的概念与武士战场决死觉悟联系起来,理解日本甲胄的造型美感。笹間良彦认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甲胄发展之初有着影响,同时也认为平安时代已降,日本的本土开始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甲胄材质、手法和构成法。《日本甲胄大図鉴》将甲胄的形制与构件分类;又进一步对各分类的形式、变迁分点进行叙述;更进一步用白描画将各种类型的“变形兜”分类记录下来。


须藤茂树对变形兜的研究,结合总体时代背景演变,对研究变形兜的背后精神成因有重要作用。在《変わり兜と戦国武将-その歴史と魅力》一文中用了一个节段表达了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代-江户初期这个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有活力的时代。各地有个性魅力的大名、武将星罗棋布地出现了继而又像划破长空的流星转瞬即逝。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武将个人的强烈色彩得到展现,而“变形兜”则注入了武将的想法。须藤茂树对“变形兜”在文献史料中的考据自汤浅常山编集的《常山纪谈》;《阿淡梦物语》;“宽永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御改御家中甲立物登(帜)记录”[10]


研究思路


日本的变形兜,蕴含日本本土的文化特色和战国时代独特的精神内涵。这种文化特色精神内涵与日本传统的装饰趣味以及日本列岛产生的精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也不能忽视中国大陆带来的文化影响。变形兜是体现日本综合这几种文化渊源产生出来的日本特色工艺美术品。

本文希望在对变形兜前人相关研究作梳理后,尝试借助研究变形兜,深入了解日本战国时代武家丰富的精神世界。



日本变形兜的前身


一、日本兜的起源


日本甲胄作为一个整体,按出现、主要时间大致可分为:短甲主要出现使用在古坟时代中后期约4-7世纪。挂甲主要出现使用在古坟时代后期约6-7世纪。铠主要出现使用在平安时期至镰仓时期8-12世纪。可看作铠简化版的腹当、腹卷、胴丸,主要出现使用在镰仓时代至战国中后期、安土桃山时代。具足制式主要在战国时期至江户时期定型。[11]兜则是日本头部护具的统称。


兜——据杨泓《古兵札记三题》考证——在古代中国,先秦称为胄,象形字;秦汉以来称“兜鍪”,汉也称“鞮鞪”;“兜鍪”沿用至北宋;元明使用“盔”直至近代。


日本的铁制兜在古坟时代,从中国经由朝鲜地区渡海传至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据杨泓之《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日本古坟时代(一般认为公元3世纪末开始,至7世纪末)发现之金属铠甲,是公元4世纪时才在古坟中出现,一开始便是铁制。铜制则是孤例,且不是日本古代短甲最早形态。日本古坟时代的头部护具--铁兜鍪,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冲角付胄”,第二类“眉庇付胄”。


而中西立太根据古坟初期4-5世纪埴轮武士和福岛县、栃木县芳贺郡、群马县出土文物,绘制有多种甲胄假想图。虽为假想图,然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对照,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古坟初期兜的形制多样,后成为主流的是形制简单适用实战的冲角付胄和艺术性威严性较强但仅流行于公元5世纪至6世纪初(中国南北朝至隋朝)的眉庇付胄。中西立太的观点与杨泓之考据不相违背。然而,仅流行于公元5世纪至6世纪初的日本古坟时代眉庇付胄其外形,应该说眉庇,与元明清代之中国眉庇形盔,排除时代原因导致的矧板[13]连接手段略有区分,视觉上有着强烈联系。


对于眉庇,杨泓在《古兵札记三题》中,指出“燕下都出土的Y95H1:1号铁兜鍪——‘如果复原无误’——将解决日本眉庇付胄与中国古代无对照的关系”。


据《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金人的祖先本从高句丽出,古代朝鲜地区作为中日文化跳板,与日本交流更为密切。日本的眉庇付胄和古代朝鲜地区(特别是古伽耶、百济地区)是有联系的。而后来的蒙古人或许就活用了北方金人带来的眉庇盔。然在有关高句丽、百济、新罗的考古发现中,高句丽的铠甲资料出土较多。而在今韩国境内出土的古代甲胄遗物,大量的铠甲和马具装铠实物,均出土于古伽耶地区。所以这只是猜想,尚待实物印证。另中国四川省彝族犀革甲的胄部亦是眉庇形头盔,不过是蒙古族形制,与公元5世纪至6世纪初日本眉庇目付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彝族犀革甲的甲部分与日本江户时期纵矧板铠甲的甲部分排列与装合又有着较大相似性。[14]


综合地说,日本兜的本土起源,以及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还需要更多原始史料的支撑才能得到进一步澄清和补正。


直至平安时代,日本学习仿效唐朝甲胄厚重华丽,形制更为复杂化。从奈良末期到平安初期日本各地建立的寺庙中的武神像与唐朝实物甲胄输入中仿制。日本兜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仿效唐朝兜鍪“护耳”部分的样式,即是“吹返”。之后的日本兜基本都带有“吹返”,其中战国末期由于铁炮火器的使用,日本兜的“吹返”呈现逐渐缩小甚至一部分兜将其取消,后来江户时代复古风的兜也会出现“吹返”。


与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相对应的,北宋兵书《武经总要》对宋朝甲胄的记载,甲胄“有铁皮纸三等”、“兜鍪顿项”亦铁质或棉质。另据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的考证与图录,宋代兜鍪甲形制承袭唐制略逊于唐制,仍有“凤翅形”兜鍪、亦有“狮虎形”装饰。[14]


而元明清三代,中国头盔已与日本同时期的兜有了相当明显的区别。


二、日本兜的本土演变


日本兜是日本甲胄的头首部分,在日本甲胄历史里,兜既是与身体的甲部分统一使用也有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


结合上一部分考察与相关研究,兜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冲角付胄、眉庇付胄主要出现使用在古坟时代中后期。严星兜出现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小星兜出现于镰仓时代到南北朝时代,于室町时代末复兴。筋兜出现于镰仓时代末到室町时代初期,于室町时代末战国时代复兴。阿古陀形兜主要出现使用在室町时代中期到安土桃山时代。头形兜出现于室町时代末期。突盔形兜出现于在室町时代末期、战国时代初期。桃形兜出现于室町时代末期、战国时代初期。南蛮形兜是战国时代从西方引进的、日本本国生产则称为“和制南蛮形兜”。椎实形兜出现于室町时代末期。而本文研究的变形兜从战国后期开始流行至江户时代。[15]参考图录1至12。


各时代主要用兜一览表(参考伊澤昭二《図説·戦国甲冑集II》、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绘制)


从古坟时代的冲角付胄到室町时代末期出现的桃形兜,日本兜的形状发生了变化。所谓“变化”主要体现在钵体(兜本身)的变化,还有与变形兜直接相关的装饰物变化两类。


钵体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马战、步兵战、火器各种不同时期主要实战类型的用途而变化,从平安时期开始到江户时期,出现了严星兜、小星兜、筋兜、阿古陀形兜、古头形兜、突盔形兜、桃形兜、南蛮形兜、头形兜、椎实形兜、变形兜、提灯兜。同时也不断考验各派别甲胄师的工艺水平、装饰手法。像是从镰仓时代起,星兜的矧板就逐渐以数量的翻倍(十二间、三十八间、六十二间),和星的大小缩小(以星的大小分为严星、中星、小星)体现工艺水平的细致。而到了战国后期的安土桃山时代,又要求甲胄师将矧板的结合位制作“平钵丝”的样式。[16]


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乃至江户时代,变形兜出现并成为潮流。相对于传统兜,变形兜装饰变化体现之一在立物的多样化、二在利用“张悬”[17]进行各种意象的模仿。


立物是指兜钵体上嵌入、悬挂的金属、木板、纸质、生物质造型物,按位置不同分为兜前部的前立、兜后部的后立、兜两侧的肋立、兜上部的头上立。立物的变化就是这个造型物的变化。平安时代后期,金属锹形(kuwagata)立物已经出现,不过数量不多。镰仓时代锹形(kuwagata)变得常见,南北朝时代更大型的前立(tatemono也可作建物)变得常见,室町时代前立(tatemono)变得多样化,室町中期开始,出现了在锹形中间插入剑的三锹形,一直持续到室町末期。[18](参考图录13)结合图录不难发现,直至战国后期,传统兜的立物造型多数是相对固定的锹形。


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代,由于是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金属锻造工艺水平不断进步、武士对自身防具有更高艺术要求、战场形势改变防具可更侧重于外形等条件下,变形兜立物催生出更多造型可能,金属、木板、纸质、生物质等立物层出不穷、造型手法也多种多样:常见的有锻造、雕刻、漆塗、贴金银箔。


由于立物也有其局限性,“张悬”便是匠人们采取的另一种造型手法。“张悬”是用打铁板、铺革、日本纸、布等材料在作为素体的各种头形、桃形、突盔形等兜之上进行造型加工、用漆等材料作为固定和装饰,相当一部分掩盖了钵本体外形。因此,从变形兜区别于单纯的钵体变化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变形兜作为日本兜这一整体到达某一时期的转型。从造型结果分析,随着变形兜的发展,“张悬”逐渐地、部分地与立物结合,使兜更趋实用化、造型复杂化。而从两种造型方式与兜的融合程度来分析,“张悬”造型与立物造型相比,相对地与兜素体结合程度更深。参考图录15。


实际上,从日本兜的发展过程来看,变形兜是兜的装饰性变化,而装饰的区分往往会因研究者侧重考虑不同进行不同的分类。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变形兜的分类略有差异,例如头形兜——在笹間良彦的《日本甲胄大図鉴》将其归为变形兜的毛发类,而伊澤昭二的《図説·戦国甲冑集II》则将变形兜、头形兜、张悬兜分别单独列举。本文综合多种分类,不将分类作为最终界限讨论。


到此,引出战国后期安土桃山时代及至江户时代最奇特的一种兜类型——变形兜。


变形兜与精神


变形兜就是通过用独特立物或者铁板、革、木、日本纸等材料以“张悬”的技法改变兜的主体外观,表现各种武士想表达的主题,其目的都是为了彰显自我。其直接作用一方面是在战场上作为一个重要的标识物,使己方士兵得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或奇特的造型或华丽的气派,对敌方士兵起到威压或者彰显经济、武力实力。[19]除表示功能外,鸟居和郎氏指出了以下几点:不仅可以作为武器,还可以作为祭祀工具;作为流行物,变形兜掀起了热潮;作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变形兜和佩戴者具有一体性,变形兜能够反映各有个性的使用者的志趣,会让后代子孙产生同感共鸣等等。[20]


一、变形兜的分类


(一)多种分类方案

 对于变形兜的分类,各研究者有不同的分类基准,笔者认为最突出的有①笹間良彦在《日本甲冑大図鑑 縮刷版》中按模仿对象类型分类。笹間良彦对分类方式是系统详尽的。以及②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出版物《変わり兜X刀装具》基于时代演进的艺术、工艺、精神进行分类。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分类方式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对理解变形兜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路。以下为几例著作分类或者列举情况。


《日本甲冑大図鑑 縮刷版》 笹間良彦对变形兜的分类:对变形兜直接分类:动物类、鱼介类、贝类、昆虫类、植物类、冠物类、毛发类、神佛类、鬼类、山形、器物形、抽象形。将各类型变形立物单独列举:锹形、龙与狮子、高角、天冲、鹿角、水牛角、日、月、镜、剑、扇子、植物、兽类、鸟类、鱼类、贝类、虫类、器物、佛具、三形、家纹。


《図説·戦国甲冑集I、II、决定版》 伊泽昭二对变形兜的分类:变形兜、头形兜、张悬兜分别单独列举;在变形兜下举例:一の谷形、峰界形、卧蝶形、鲍形、置手拭形、螺钿熨斗形、二叶葵形、荣螺形、乌帽子形、鲶鱼尾形、猿脸形、方巾形、野郎头形。笔者认为此书前部分对变形兜、头形兜、张悬兜的分列与后部分变形兜的内容有冲突,可能伊泽昭二前部分考虑对变形兜、头形兜、张悬兜此三名词作单独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后对比此书决定版,三名词作单独介绍部分修改,取消并列提法。


《日本甲胄史》 中西立太对变形兜分类:对锹形立物在平安后期至室町中后期变化图文并茂地作了叙述;在变形兜下举例:一の谷形、富士山形、唐人笠形、八角笠形、十王头形、叺形、帽子形、鯱形、熨斗形、金刚杵形。将各类型变形立物单独列举:大锹、大钉、水牛角等。


《変わり兜X刀装具》 大阪历史博物馆对变形兜分类:按照年代时期以及造型技术的进步分四章节,分别列举代表性的变形兜。


第一章威严与异形:黑熊毛军配形、鹿角形、三日月形、合子形、水牛形、唐冠形、日の丸形、乌帽子形、总发形、燕尾形、水牛形、兔儿形等。


第二章至桃山至江户:黑头巾歯朶形前立形、银泥一の谷形、唐冠形、铁线前立·三日月前立付形、组合意象形、复古龙前立形。


第三章铁的造形:荣螺形、宝塔形、梵钟形、兔形、松竹梅形。


第四章技术娴熟与现实主义追求:板屋贝形、茶糸威柏叶形、笠子形、束发形、木鱼形、波头形、鯱形贝前立头巾形、总白发形、入道头形、熊头形、钉拔形、梵钟形道成寺鬼女前立形。


本文搜集各种图录以及著作所统计资料,基于笹間良彦的对变形兜直接模仿形象的分类方法,对变形兜进行了分类,如下列举。


龙形         龙、蛇、凤


狮啮·魅    狮啮、魅、乌天狗


佛系·字    不动明王、三宝荒神、爱字兜、

                南无阿弥陀佛字兜、直江山城

                (しろ) 字兜、爱宕山大権现守护所

                字兜、也字兜、黒漆涂大文字形

                兜、 “摩利支尊天 日天大胜金刚 

                毘沙门天王” 字日轮兜、“大小”字

                鉄黒漆涂锥形兜、五輪塔六字名

                号頭立兜、飯綱権現の前立


鸟兽        飞鸟、兔、熊头、牛、犬头、

                猿面、燕尾、象鼻、鹿角、 

                蜥蜴、雀羽虎尾、动物毛发类


虫            螳螂、蝴蝶、蜻蛉、蜈蚣


鱼贝        荣螺、帆立贝、伊太罗贝、

               蛤、鸟贝、法螺、鲍、板屋贝、

               蟹形、海老形、海老尻形、鲭

               尾形 鱼尾形、鱼头形、鲶尾形、

               鯱形、鯱尾形、章鱼形


 植物       沢潟(慈姑omodaka)、茶糸威

               柏叶形、切竹、桃形、桔梗形、

               棕榈、海藻、茄子形、瓜形、

               菊重、束ね讓叶形、束ね藁形、

               马蔺形、大根、金歯朶形等


器物        合子形、斧形、卷绢形、鬼瓦

               形、叺形(袋子形)、 香炉形、

               大钉头立付头形、唐伞、乐器)


自然        日月、富士山、一の谷


冠形        唐冠形、风折乌帽子形(“无”字

               金箔 押唐草透风折乌帽子形兜)、

               长乌形


其他         抽象


(二)基于分类产生的三层关系

结合分类梳理,关于各种“变形兜”模仿对像来源,最直观的思维就是通过日本的地理人文去分析考证,在这个方面,日本已有太多先驱进行了考证,笹間良彦就是其中一位。本文亦从变形兜模仿对象来源分成三层。


第一层,不能绕开的是日本人对陆地海洋生存劳作的自然对象模仿:自然、动植物。例如坚硬的贝壳代表。参考图录16、17。


第二层,日本人满足于基本生存后、建立文明后的文明产物:器物。参考图录18。


第三层,这里开始就进入精神层面的对象,宗教的对象、自我内在追求的目的:龙形、狮子·鬼面、佛系·字、人头形、冠形。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自我内在的追求同时也将投影在“物”之上。因此,第三层其实也包含了第一、二层的关系,然则第三层在直接模仿对象上与第一、二层有本质上区别。参考图录19。


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植物类有寄托融合信仰的例子:葵叶是代表信仰加茂明神,一些豪族也用葵作为家纹代表信仰加茂明神,最著名的德川家族的三叶葵家纹,这就是融合了第三层精神信仰层面的植物形例子。笹間良彦在《日本甲冑大図鑑 縮刷版》第384页也有对葵叶-加茂明神、杉树-日本神明信仰等描述。[21]这类又有日本传说的地震鲶(鲶鱼尾多)作为立物的。当然第一层也有外形单纯地讨喜被认为吉祥形象的植物形兜,如马兰形兜。


二、变形兜中的灵、佛教形象


上文所述的第三层来源,出自于日本人自古以来的精神内涵:认为物是有尊严的、有灵的存在。日本人相信万物有灵,以形而上的生灵附之于兜上,如此兜也有了灵,能庇佑自己。变形兜以神怪形象为造型对象的数量不在少数。战争时期以佛教或者神权现形象较为多见,作为对武士自身加持庇佑的象征、亦有作为对武士自身理想追求的体现。


这在旁观者的视角可以说是自我精神的投影,而然如若搁置科学精神,则是日本人基于崇物的思维方式,亦即感生的思维方式。[i22]其中一个例子就有本多忠胜的鹿角胁立兜:德川进攻今川时,由于连续降雨,水位猛涨。正当忠胜为此神伤时,忽然发现一头鹿正淌水过河,因此发现了一处浅滩,大军得以渡过。鹿角盔由此而来。 本多忠胜的“鹿之灵”既是第一层面的自然对象的崇拜,也含有本多忠胜自我内在追求。此处狭义的内在追求,可以表达为本多忠胜追求自身在战场上的敏捷、灵动。参考图录20。诸如此类型的鹿角、牛角、猛兽类等兜,带有各种具象或抽象的含义,无一不反映着日本神道教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


宗教祭祀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万物有灵思想在古代日本人心中的重要地位。祭祀在日本的朝廷地位相较中国而言,更为突出。有记载大化改新之后,虽日本与唐朝相比,祭祀对象、祭祀贡品不显丰富,但神祇官在朝廷地位处于重要位置,位列太政治大臣之后,直属天皇。直到明治天皇改制、以及近现代,神祗官仍然活动于日本政治。中国唐制将祭祀事务划归于礼部事务的其中一部分。日本与唐朝的中央官位相比,将神祇单独分割出来作为直属天皇之下的一个重要官职。[23]


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祭祀对象主要为天神地祗,据《令集解》所记载祭祀名称如风神祭、月次祭、镇火祭、天神地祗祭等,对象均为自然神:天神、地祗、风神、火神等。[24]对自然神的敬畏所产生的神道教是将日本神与日本岛屿产生结合为基本的信仰。日本人对自然与具象化的自然神的敬畏出于日本神道教有着解释祖先、土地诞生的背景。


前文所述的万物有灵思想在时代变迁中慢慢结合了佛教,二者的相互交融在变形兜中也充分体现。变形兜从锹形前立作为装饰发展之初结合狮啮的形象,就与石狮子不无关系。而室町中期出现的中间插宝剑形“三锹形”前立,是取材寺庙的不动明王所持宝剑形象。


在变形兜上强烈彰显信仰的人不能不提上杉谦信,其所有或传为其所有的变形兜有:飯綱権現形兜、三宝荒神形兜、南无阿弥陀佛字样风折乌帽子形兜等,参考图录21、22、23。符合上杉谦信“参谒高野山金刚峰寺而从阿阇梨清胤学密宗佛教”“天文二十二年(1553年)受戒于紫野大德寺”笃信佛教的精神追求。


在变形兜上体现宗教性的还有森兰丸的南无阿弥陀佛前立兜、榊原康政的金箔押不动明王钴剑前立兜、加藤清正的银箔押长乌帽子形兜等众多的变形兜。参考图录24、25。


及至江户时代,梵钟形、木鱼形、宝塔形等数量众多的佛教器物形兜在更加注重装饰趣味性的前提下大胆地借用佛教形象、延续着变形兜的潮流与武士战争时期的精神。其中一个握持金刚杵形变形兜与醍醐寺弘法大师像遥相呼应,不禁让人赞叹又是一例力与美与佛教的结合。参考图录26、27、28、29。


虽然日本的佛教在战国战乱时期可以达到夺取地方长官政权而自立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借用佛教形象、灵形象与战争的结合,并非是宗教战争式的对异教信仰进行歼灭。战争中武士们对于借用佛教形象、灵形象,更多的是祈求远超自身能力的佛教形象、灵形象加持庇佑,以达到自身目的。[25]这种借助外在以表达自我的方式,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相似,却表现得更热衷与虔诚,与日本民族不断受纳外来文化并谦虚继承的民族精神相吻合。


如是,自日本进入武家掌权后,武士精神受到神道教、佛教影响。于战国末世又处于乱世的现实社会背景下,可谓朝不保夕,所产生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衍生的艺术创造与追求也是独特的,甚至是“固执的”。日本茶道的一期一会是另一个映衬,变形兜也显现时代特征。以至于千利休在秀吉统一日本后自尽,犹如变形兜在江户的太平时代更在乎装饰的趣味性,战争时代的大气与威严逐渐淡化。


三、变形兜形象的今昔解读


时代在变化,使变形兜的实际用途产生变化,因而其总体特征也产生变化,于是连带地,也影响了对变形兜的解读。


上文需要注明的一点是,对于立物最初的形象——锹形立物的解读,笹間良彦考证为出于日本农具名词[26];但另有鹿角抽象化和锹形虫与武士甲胄的相似性的疑问。对于昆虫的趣味,日本人在变形兜的设计上也不能忽视,有即使渺小亦要奋力一搏“螳臂当车”、即使断头亦顽强的螳螂形象,恰合下克上的时代。有代表自由飞翔的蝴蝶形象,蝴蝶形象也曾是织田信长的吉祥物出现在其阵羽织上(扬羽蝶模样黑鸟毛阵羽织·东京国立博物馆·传织田信长所用)。也有武士奉为“胜利之虫”的蜻蜓形象。而且用昆虫作为吉祥物的传统流传到日本近代,日本近代海军用“鬼蜻蜓”“银蜻蜓”“羽黑蜻蜓”命名战舰或舰载机。[27]


锹形立物的解读可能因为时代的逐渐变迁,产生了不同的解读。许多昆虫的形象也逐渐被现代观看者认为仅仅是“cool”的象征,带有谐趣的意味。如此实属正常的现象,然而却容易让观看者离历史的真相越走越远。


现代,即使日本本国人,对日本部分变形兜意象的解读都产生了误区。例如,直江兼续的“爱”字兜,由于游戏动漫文化的幽默性调侃,将“爱”字兜形容成个体之间爱的表达,这就与本来表达的可能相去甚远:一、爱宕权现。二、爱染明王。三、仁爱、爱民。参考图录30。


如持金刚杵形变形兜,由于其紧握的手腕对“力”表现得异常强劲,又由于并非所有人都信仰佛教,于是有人不明就里地将手握金刚杵想象成锻炼手腕。参考图录28。


又如兔形变形兜本质上是对月崇拜的月形变形兜的变体、大耳形变形兜是祈求战场上“耳听六路”的灵动性的表达。都被一定数量现代人忽略了主要含义,而将可爱、谐趣等等直观感受作为理解方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中国也存在类似今昔误区,人为过失比较严重。例如杨泓提到中国三国影视剧对三国时甲胄的艺术形象直接套用日本兜的锹形前立,就是一例使观者远离历史真相的教训。


解读可以多样化,但真实历史应该站在前台,与现代的多样化解读作为并列的关系,所谓承上启下,承接历史的同时也能使不同的想法能够涌现。然则上文提到的问题则系历史的真实性与影视娱乐的丰富感官经常存在的相对立状况。这就要求现代学者更多地对历史的真相加以澄清、游戏影视制作人对文艺夸张加以注明,谨记今日之文字是日后之历史的道理。




总结变形兜的研究,笔者认为其与日本美术的三个特征:装饰性kazari、游戏性asobi、相信万物有灵animism极其契合。[28]变形兜的装饰性、相信万物有灵自然不言而喻。变形兜突出的游戏性更多的体现在视觉传达的精神触动。


上溯绳纹,日本的万物崇拜以各种变与不变的、表面或内在的形式延续着,佛教的传入让日本人从信仰偶像上有了更多变化。但是,日本人本质的精神面貌或者说民族的内在核心保留了下来。战国中后期的艺术“风流”,很大程度上从武家阶层可以窥见,战国武士有着力求打破规矩的自我表现欲。上杉谦信曾穿过的“金银襕缎子等缝合胴服”就不惜裁剪昂贵的唐织物,缝制成不规则图案,其新颖的构思令人瞠目结舌。[29]艺术“风流”可以作为精神潮流外在精神流露,精神潮流则是艺术“风流”的内在总结。


日本战国时期武将的美学首先不是一家一人的,是自战国末期起,不同时代不同武士美学的彰显,其代表性的关键词则是怪异、突出自我。而细化至不同时期:战乱则多讲求大气、直接;相对应桃山至江户时期则多见将装饰性、谐趣作为主要目标的变形兜。时代不同、主导者、统治者性质不同,不变的是日本武将注入精神的表达、日本人对艺术的创造与追求反映种族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


有鉴于此,可以理解处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变形兜的解读可以出现有别于昔日的新的趣味解读,却应当立足在保留历史准确性的前提下。


变形兜的内在发展逻辑是朴素的,大繁即简的,是日本美学的其中一个缩影。因此从战国后期一直到江户时期,乃至现代,不同时期的学者、爱好者总能从其中找到不同欣赏角度的美学价值。


图录:



[1]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版;白荣金、钟少异:《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大象出版社,2008年1版1印。

[2][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日本的铠甲武器事典》,柏書房,1999年。

[3][日]伊澤昭二:《小田原の甲冑》,名著出版;《図説·戦国甲冑集I、II》,道风出版社;《図説·戦国甲冑集决定版》,学習研究社,2006年。

[4][日]橋本麻里:《変り兜―戦国のCOOL DESIGN》,新潮社,2013年9月。

[5][日]须藤茂树:《変わり兜と戦国武将-その歴史と魅力》,大阪历史博物馆编:《変わり兜X刀装具》,青幻社,2015年9月;《战国武将变形兜图鉴》,新人物往来社,2010年。

[6][日]小和田哲男主编·竹村雅夫编著:《历史群像连续特别编辑 图说·战国的实战头盔》,学研社,2009年;小和田哲男:《战国武将変わり兜》,双葉社,2015年12月。

[7][日]高桥修:《历史群像连续特别编辑 图说·战国会战屏风图》,学習研究社,2004年。

[8][日]米原正义《战国武士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欧风,1976年;《战国武士和茶》,淡交社,1996年;米原正义编《别册历史读本 战国150年新闻》,新人物往来社,1997年。

[9]图录《奇特的设计 变形兜与披风》,三得利美术馆,1986年;图录《武士的祈祷—从武器看神佛》,名古屋城,2001年;图录《变形兜 战国的异想天开》 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2002年;图录《婆裟罗们的武装—穿越战国武将们的铠甲和刀剑—》,土浦市立博物馆,2013年。

[10][日]须藤茂树:《変わり兜と戦国武将-その歴史と魅力》,大阪历史博物馆编:《変わり兜X刀装具》,青幻社,2015年9月,第17页。

[11][日]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上》,大日本绘画,2008年1月;[日]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下》,大日本绘画,2009年3月;[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

[12]矧板:组成兜主体的甲片。

[13][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第89页。

[14]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51-153页,第295-297页。

[15][日]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上》,大日本绘画,2008年1月;[日]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下》,大日本绘画,2009年3月;[日]伊澤昭二:《図説·戦国甲冑集II》,道风出版社;[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

[16][日]伊澤昭二:《図説·戦国甲冑集II》,道风出版社,第21页。

[17]张悬:在兜的钵素体上,通过打上铁、铺上革、用打湿日本纸、布等材料进行立体造型装饰,从而模仿各种意象。参考[日]伊澤昭二:伊澤昭二:《図説·戦国甲冑集II》,道风出版社,第24-25页。

[18][日]中西立太:《日本甲胄史·上》,大日本绘画,2008年1月,第66-67页。

[19][日]磯田道史:《美之壶:战国武将着装的美学》,NHK纪录片file390,2016年。

[20][日]鸟居和郎:图录《变形兜 战国的异想天开》,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2002年。

[21][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第384页。

[22][日]冈田武彦:《简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

[23]刘婷:《唐代王权礼仪对日本王权礼仪的影响》,2011年5月。

[24]郑显文:《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世界历史》,2004年,第二期。

[25][日]井伊达夫:《美之壶:战国武将着装的美学》,NHK纪录片file390,2016年。

[26][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第376页。

[27][日]保科英人:《近代海军领域日美两国的昆虫观比较》。

[28][日]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序言。

[29][日]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216页。




杨泓:《中国的古代甲胄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中国的古代甲胄下》,《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古兵札记三题》,《文物》2016年第6期。

           《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

           《中国古代甲胄和日本古代甲胄》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版。

             白荣金、钟少异:《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

             大象出版社,2008年1版1印。

刘婷:    《唐代王权礼仪对日本王权礼仪的影响》

郑显文:《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世界历史》,

                 2004年,第二期。

[日]笹間良彦:《日本甲胄大図鉴》,柏書房,2007年7月。

[日]伊澤昭二:《図説·戦国甲冑集I、II》,道风出版社。

                       《図説·戦国甲冑集决定版》,学習研究社,

                          2006年,1印。

[日]须藤茂树:《変わり兜と戦国武将-その歴史と魅力》,

                         青幻社,2015年。

[日]小和田哲男:《战国武将変わり兜》,双葉社,2015年。

[日]冈田武彦:《简素》,钱明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版2017年2印。

[日]保科英人:《近代海军领域日美两国的昆虫观比较》

[日]辻惟雄:    《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邬利明 译,

                          三联书店,2016年1版2017年2印。

[日]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王向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7月。

展览图录:      《醍醐寺艺术珍宝》,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年1版1印。

NHK纪录片:  《美之壶:战国武将着装的美学》,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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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闻乐

14级美术史

指导老师:叶倩莹